又到年关，思乡氛围渐浓。但在辽宁，有一位浙江人，曾一次又一次硬生生挂断了老父亲和女儿从家里打来的“求你今年回家过个年”的电话。
　　今年春节，他依然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家过年。因为他要还“债”，因为他曾经说过，“不还上乡亲们的工钱，我一生一世不回家”！
　　董忠岳，一位在辽宁被拖欠了170多万元工程款的舟山人，7年来坚持为良心打工还债的“包工头”，在入选“感动辽宁十大新闻人物”、央视《封面2007》的同时，也让我们看到了最朴素又最珍贵的信义的力量。

　　大生意成了大债务
　　董忠岳来自嵊泗县菜园镇青沙一村的渔民家庭。因为从小晕船，不能继承祖辈出海打鱼的家业，他学起了爆破技术。好手艺加上好口碑，他的生意越来越好，家里也过得和和美美。
　　但从7年前开始，一切都变了。
　　那时，已在辽宁葫芦岛打工两年的董忠岳揽到了一个大项目——港口填海爆破工程。因为爆破量大，他又从老家招来了80多个懂爆破技术的民工。
　　2001年10月，因填海工程款未能到位，“大项目”被迫停工。当时，董忠岳和这80多位民工共被拖欠工钱114万余元。董忠岳说，他自己还垫进去了61万元，其中多是借来的钱。
　　不明就里的民工们围着董忠岳讨要工钱。而这次的“包工头”显然与众不同，董忠岳拍着胸脯说，他一定会要到工钱，请工友们先回家耐心等待。
　　“那时真不知道会变成这样，现在看来觉得是在吹牛皮了。”经历过太多的磨难、至今还看不见出路的董忠岳自己也不明白，究竟要为当时的那句“牛皮”付出多大的代价。

　　夫唱妇随到全家总动员
　　当时，董忠岳好不容易凑足了工友们的火车票钱，将他们送上了回乡之路。而他自己，则开始了“还债”之路。
　　“为了还债，只要是能赚钱的活我几乎都做过。”
　　开始，他每天在葫芦岛零工市场里搬运暖气管。后来别人看中了他的爆破手艺，每月给800元工资雇他，慢慢地活就多起来了。有一年，他参与了丹庄高速公路的建设，一下子挣了7万元，二话没说就寄回家乡去了。
　　董忠岳说，去年他赚了10多万。可对他的“债务”来说，哪怕不吃不用，这笔钱仍是太少。
　　为讨工钱，董忠岳的妻子朱满红连一元钱的公交车钱都舍不得花，每次都带着希望地走着去，又无奈地走着回来，有时走着走着就哭了起来。但她从没有想过要离开老董。老董给她的生活费极为有限，大约每月200元，两人这些年都住在没水没电没暖气的烂尾楼里，吃的是土豆、白菜和酱豆腐。
　　朱满红说，一开始真的坚持不下去了，有时候甚至想到了寻死，但为了80多个家乡的农民工，她和丈夫坚持了下来。说起与他同甘共苦的妻子，董忠岳说了一句“她真是好的”。貌似简单，却饱含他对妻子的爱和不离不弃的感激。
　　去年9月，董忠岳的儿子也辞掉了在嵊泗的工作，远赴辽宁，踏上了替父母还债的路，跟父亲干起了爆破活。
　　因为岳父生病，妻子在两个月前回家照看去了；因为实在太冷又没有取暖设备，董忠岳劝说儿子也回了老家。如今，他一个人留在辽宁，继续他的“事业”。

　　这究竟是谁的债
　　这些年来，董忠岳用打工赚来的钱还给民工们30多万元，他手里留有好多张数额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的汇款单。
　　那么，董忠岳还欠多少钱？
　　“说实话，我不敢算啊……一算，我怕自己都承受不了。”
　　董忠岳举了个例子，几年前向银行贷了一笔13万元的款，几年后，本息达到了30万元左右。“光是停工、来回奔波造成的各种损失、花费就至少有几十万元，利息就更别提了。加上各种各样的开销，哪怕那170多万元现在还给我，我还是欠人家好几十万啊！”
　　有人劝董忠岳说，你也是受害者，可以不用还那些民工钱。他却说那些钱一定得还。“比如我欠那家人五万十万的，我手上哪怕只有五百一千，也要先还给他们，少点就少点，但至少让人家知道我会还上钱的。”
　　与此同时，董忠岳一直没有放弃追要那笔工钱，可这么多努力都没有结果。
　　2006年，董忠岳慕名找到了辽宁大鸣律师事务所主任邵英魁。
　　“我开始只是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当事人，但随着对他的了解，我被他深深感动了。我明确告诉他，即使拿到了所有欠款，我也不收他一分钱。”邵英魁说。
　　当年4月，董忠岳将张某（把工程发包给他的人）告上了法庭。董忠岳说，张某为了履行与吉龙运输有限责任公司《土石方爆破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在2000年开始招募爆破员、安全员等施工技术人员。应张某的要求，他才组织家乡的爆破技术队伍，分批来到葫芦岛。
　　2001年8月14日，董忠岳和张某签订了《土石方爆破工程施工合同》，工程名称为葫芦岛港口填海工程，开工时间为2001年8月18日，爆破费每立方米4.8元，工程量以土方为准，结算方式以40万立方米为一个基数，每10万立方米结算一次，其余在工程完工后一次结算。
　　由于事实清楚，2006年6月26日，法院判决张某给付董忠岳工程款等合计175万余元。可是张某说自己没钱，因为大工程方没有给他们应得的工程款，判决始终无法执行。
　　原来，根据当地调查组的调查，2000年是葫芦岛港务管理局与锦州吉龙集团签订了合资建港协议，后来吉龙集团将该工程交由其下属公司锦州吉龙运输公司具体承建，吉龙公司又将工程转包给葫芦岛的华龙公司，华龙公司再将工程转包，最后到了董忠岳手上。
　　董忠岳这才渐渐明白，他陷入了一场多角债。

　　回家过年的“奢望”
　　2007年之前的几个除夕，董忠岳和妻子两人买一包汤圆、一瓶酒就算过年了。可他们谁都不会喝酒，往往没喝上几口就迷糊了，接着便倒头大睡。这样什么都不用想了，一觉醒来就是大年初一。
　　2007年，董忠岳的事情有了一点转机：在各方努力下，法院执行到了首笔欠款，2月，董忠岳终于拿到了22万元。
　　拿到钱，董忠岳马上和律师邵英魁联系：“我要给你留多少？”
　　“一分也不用留给我，除了给你自己留点过年，其余的按比例还给那些民工。”
　　董忠岳夫妻俩一定要请邵英魁吃饭，说以前吃饭都是邵英魁付钱的，可邵说什么也不肯。董忠岳流着泪跪下了。邵英魁忙扶起，答应了他们的请求。那一席，邵英魁点的菜总共才20元钱。邵英魁觉得，吃他们的饭有一种罪恶感。
　　2007年春节前，邵英魁特地送了一副春联给准备回家的董忠岳。这年春节，董忠岳和妻子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家乡——这是他在辽宁打工8年后第一次回家。
　　“这22万元总算是给我们带来了希望，也知道要走的路还很长，但我起码有了信心。”
　　“今年能回家过年吗？”这个问题，很多人问过董忠岳，董忠岳也在问自己，但都没有答案。他说还不知道，因为这要看欠款执行情况是否有进展；否则，他还是觉得无颜面对父老乡亲。

　　记者手记：
　　从董忠岳身上，我们至少可以纠正两个有些被扭曲了的认识。
　　一个是对“讨薪”的印象。
　　我们曾经听到看到过一些讨要工钱无果的民工兄弟，用跳楼、割腕、爬电线杆等等过激行为来引起大家的关注。这样的做法有时的确会迅速奏效，但每次看到这种“刺激”而来的“成功”，我们总是百感交集。
　　可是董忠岳没有过一次过激的言行，甚至没有主动向谁喊过一声苦，要不是被当地媒体发现，也许根本没有人会知道他的故事。他的坚忍和执着，让讨薪之路走得艰难却令人尊敬，也让我们心痛。
　　另一个则是对“包工头”的认识。
　　曾几何时，“包工头”几乎成了认钱不认人的代名词。可董忠岳却成了有责任心的包工头的代表。真正欠民工钱的，是跟董忠岳签合同的人和工程建设的相关单位，但他却毅然承担起了“还债”的责任，因为“是我把他们带出来的，不能欺骗人家”，因为他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他更希望那些跟着他闯天下的民工相信，包工头也是一诺千金的，他们的血汗钱一定是有着落的。
　　电话联系上董忠岳的那天，他正在沈阳，说早上刚与辽宁省总工会主席见过面，对方表示，这件事要管。尽管他并不知道何时能有好消息，但他说，他依然相信法律，因为判决是公正的；他依然相信当地政府部门能帮助处理好这件事。
　　说起这些年走过的路，这个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汉子、这个如此有担当的男人，两度哽咽，几乎不能再说下去。他的苦和哭，深深刺痛了我的心。那些荣誉和赞许固然令他光彩夺目，但他此时最需要的是判决的顺利执行，是偿债心愿能够实现，是早日卸下那本不该由他来背负的重担！
　　很沉重。谁都知道，故事越曲折、主人公越百折不挠，报道就越吸引人；但是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，看到这样的曲折心情只会更沉重。旁观者犹如此，承受者又当如何呢？
　　很遗憾。因为董忠岳至今仍然不能确定能否回家过年，因为他仍然要在冰天雪地里坚守承诺，我暂时仍然无法面对面地采访到他。
　　同时，很荣幸。我不想因故事的沉重而放弃说荣幸二字，因为报道任务已在采写中升华成一种机会——接受如此深刻的心灵洗礼的机会。
　　那种直逼人心的力量，其实源自最朴素又最珍贵的信义。董忠岳身上有，我们为他骄傲，更应懂得珍惜。

　　董忠岳语录

　　“我不是一个失败者，活干不下来才是失败者，问题不出在我们身上，是别人不给我钱。”

　　“没有想过（不还钱），人跑了，良心跑不了，一辈子都背着良心债呢。”

　　“一个人扛下所有的债务，是我一生中做的最艰难的选择。没有再难的了，再难还咋活啊？这几年来，想家里的父老乡亲、父母、孩子，想家的时候是最艰难的。”

　　“还是希望政府给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有人资助的话，我只能说谢谢，但我们是不会接受的。接受人家的恩惠算啥啊？咱没想过，咱也不是要饭的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！”

　　“（钱还清了）回家，从头再来，白手起家。到时候，我们比谁都过的好，至少良心上不欠任何人。”